我們點出了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
已到了令人怵目驚心的地步
我們也知道要緩和平富差距
必須要靠公平的稅制
而政府必須要負起責任
但近來的政策包括調降遺產稅和贈與稅
都無助於降低貧富差距
這期天下雜誌的兩篇文章值得我們省思
天下雜誌 2012-09-17 原文網址：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43503
為什麼，台灣會落入「政府窮、人民窮、富人富」的困境？為什麼，台灣會淪為「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」的社會？為什麼，炒地炒股新增的十七兆財富，多不需繳稅？台灣稅制出了什麼問題？為何宛如破網，讓富人得以「合法」避稅？
Jim黃（假名），三十五歲，台灣黨政高官家族第三代，目前沒有任何職業。在台灣，他住在仁愛路繼承自父親，一棟近兩百坪的豪宅。此外，他在美國洛杉磯、中國上海、甚至歐洲德國，都有房地產。
透過海外信託，他在美國、香港和台灣，共有價值逾十億的上市公司股票。兩家私人銀行專人打理下，透過股票、期貨市場的避險操作，不管股市漲跌，他都能獲利約六％，每年超過五千萬台幣。
最近，美國國稅局積極追查海外資產補稅，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的Jim，考慮放棄美國籍。
「美國追得兇，有想過不如回來當台灣人，」Jim說，「反正，這裡要交的稅，算一算其實非常低。」
透過複雜的海外信託和轉投資結構，Jim在台灣國稅局的資料庫中，是不折不扣的「低所得戶」。去年，他在台灣繳的稅，甚至比他的司機還要低。
台灣，已是富人的低稅天堂。
該課的課不到 政府窮、國債高
「人民繳稅心甘情願，政府課稅心安理得！」
前財政部長李述德，○八年底起推動三大減稅措施（營所稅由二五％調降至一七％、遺贈稅由五○％降至一○％、綜所稅前三級距各調降一％），當時的名句言猶在耳，三年下來，台灣的確堪稱世界級的低稅之國。
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（ＩＭＤ）統計，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從一九九○年的二○％，一路下降至二○一○年的一一．九％，全球第六低，比城市國家新加坡的一三．五％、香港的一三．九％都低，更遠低於中、美、韓等國。
排在台灣之前的，不是阿聯、卡達等產油國，就是印度、印尼等稅制尚不健全的開發中國家。而台灣的有效個人綜合所得稅率，也僅有五．九六％，名列全球第十低。
如此低的租稅負擔率，使得台灣政府成為世界上最窮、最小的政府之一。
明年度政府總預算，一度瀕臨難產，各部會首長，甚至當著行政院長陳?面前，爭吵不停。
二○一○年，台灣政府預算佔ＧＤＰ的一八．九％，也是是全球第六低。政府預算更年年大於稅收，只能舉債編列，如今高達五．二六兆台幣的國債，影響你我的未來。
一九九○年前後，台灣租稅負擔率開始急降，與台商大量外移有關。一方面台商稅移海外，另一方面，政府更開始推動各項減稅措施，希望將企業留在台灣。
一「走」、一「減」之下，台灣租稅負擔率不斷探底。但租稅不公，一再引爆民怨。「有錢人」繳的稅太少、避稅管道太多。稅負重擔，相對落在中產、受薪階級頭上。
換言之，台灣全球第六低的租稅負擔，恐怕只有富人「有感」。對扛起起絕大部份所得稅的薪水階級而言，負擔重、且相對剝奪感強烈。
政府收稅來發展經濟、做建設、照顧需要被照顧的民眾，理論上，所得稅多採累進稅率，稅後的貧富差距，應該要比稅前拉近。但在台灣，事實剛好相反。
稅制黑洞１：富人所得愈高 稅率愈低
攤開財政部公布的去年度所得稅資料，最高級距（年所得一千萬元以上）的八○五○戶，僅佔所有納稅總戶數的○．一四％，卻繳納了所得稅總額的三○％。
表面上，單從這項數字看起來，國內一點都沒有「富人低稅以及薪水階級繳最多稅」的問題。這也是財政部最常拿來對外辯護，有錢人其實繳很多稅的根據。
但背後的真相是，絕大多數的富人，根本不在這誠實納稅的八○五○戶當中。因為他們的所得，都轉換為不必報稅、不會課稅的形式持有。他們的所得，幾乎全不在會被課稅的「分母」裡面，根本不必報稅。
「我很確定，我是這群人裡面最窮的，但我繳的稅卻最高！」週日凌晨，台灣高爾夫俱樂部（淡水球場），三十七歲的外商投資銀行副總Allen苦笑說。
開著德國進口休旅車，手腕上戴著二十萬元的瑞士機械表，年輕的Allen和一群年齡相仿的客戶、朋友上山打球，單從外表看，就是一群「富二代」的休閒聚會。
然而，同場揮桿的這群朋友中，兩位是香港上市台商第二代，一位來自新北市板橋區的大地主家族，另一位則是股市大戶，打算在香港成立避險基金，投資亞洲股市。
他們都居住在台灣，名片上只印著家族企業的名稱和姓名，或甚至沒有名片。但他們每年來自家族贈與、海外所得、土地和股票交易的獲利，保守估計均有數千萬元。
身價逾億 最高稅率僅二○％
身價逾億的他們，卻有一個共同點：在台灣繳納的綜合所得稅，只有台灣的存款利息和股利所得。其中，去年繳稅最多的一位，適用稅率二○％，僅相當於年所得一二○萬元的中產家庭。
反觀外銀主管Allen，和同在金融業工作的妻子，去年兩人的薪資加紅利共賺了一千多萬台幣，但他們的每一分收入，都來自薪資所得，只能「心不甘情不願地按四○％稅率，交給政府三百多萬，成為納稅大戶，」Allen說，「但這有什麼辦法，不論高薪低薪，打工仔就是打工仔，（稅）一毛都逃不掉。」
不到四十歲，年薪已超過七百萬的Allen，是國內受薪階級中的鳳毛麟角。但即使像他這樣從小苦讀，一路靠專業表現往上爬的白領菁英，面對「用錢滾錢」的低稅富豪，仍感到自己是權利相對被剝奪的一群。
「學生時代不少朋友，現在會指著我說『你們有錢人』，對我另眼相看。我怎麼去跟他們解釋，自己同樣是現在體（稅）制下，遭到不公平對待的人，」Allen深深嘆了一口氣：「我並不仇富，但看到太多人收入是我的幾十倍，繳稅卻不到我的十分之一，很難不憤怒。」
「富人低稅」，Allen和其客戶納稅懸殊的例子，在台灣比比皆是。只是，要先明確定義「富人」，找出台灣稅務雷達上看不見的財富，才能深入分析這個在台灣愈來愈嚴重的問題。
稅制黑洞２：十七兆新財富 享盡低稅特權
由於政府對富人的財務資料、繳稅數據，諱若莫深。私人銀行的客戶分析資料，是衡量台灣富人「隱形財富」的一項工具。
根據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長期進行的「全球年度財富報告」調查，「富裕人士」，指的是可投資金融資產超過一百萬美元以上（約三千萬台幣），但不包含自用住宅、收藏品等的家庭。
在台灣，如今共有九．六萬戶富裕人士。他們的資產，在四年內成長了三○％，達十兆台幣，相當於全台十分之一的財富。
但這些私人銀行的客戶，究竟繳了多少稅？一位外商金融業高階主管，對《天下雜誌》揭露了驚人的數字：「根據我們內部統計，私人銀行客戶每年所繳的稅，平均在年收入的八％到一○％之間。」這個數字，遠遠低於綜所稅最高級距四○％，和最低稅負制二○％的個人稅率。
八月三十日，主計總處公布的最新國富統計，證實了台灣的稅制，早與財富形成的模式脫鉤。
「錢滾錢」、「有土斯有財」是台灣耳熟能詳的俗諺。從主計處的國富統計中，也可明顯看出，二○○六至一○年，五年來，全台家庭總資產成長二四．六兆台幣。其中高達十六．六兆，將近七成資產，來自獲利不必繳稅的股市和低稅的房地產。
稅制黑洞３：炒房炒股 稅超低
由於台灣的稅制，整整十年來，來自受薪階級的「薪資所得」應納稅額，始終超過整體綜合所得稅的一半。來自股市和房地產交易的稅收，比率低得很。
以二○一○年為例，全台的受薪階級，共繳了近一千五百億的薪資所得稅，佔綜合所得稅總額的五五％；「財產交易所得」的稅收，卻不到十二億，僅佔綜所稅總額的○．四四％。
股市大戶出售股票獲利，過去無須繳稅。即使明年一月一日起，證所稅雙軌制上路，被財經學者簡錫?形容為「毀容」，早已偏離量能課稅原則的證所稅，仍在「按指數課稅」的荒謬原則下，極可能先「緩徵」兩年。
而在房地產交易上，土地增值稅長期以來偏離實價的問題，更讓「炒房」的收益與稅負，明顯不成比例。
台北的指標性豪宅交易，就足以顯示目前台灣土地稅制的荒謬。
炒房獲利八千萬 稅不到四百萬
「帝寶每坪成交價，飆破二七○萬元！」斗大的標題，出現在今年四月的各報版面上。房仲指出，該戶（Ｂ棟十七樓）共一六四坪，賣方是知名投資客，於二○一○年底購入該戶，購入價格約每坪二二○萬元。
如果交易資訊正確，兩年內一轉手，這名投資客就賺了八千二百萬元。
八千兩百萬元的所得，若是來自薪資或股利，要按四○％的累進稅率，繳交近三千萬元的所得稅。
但根據台北市地政處資料，上述豪宅單位，土地持分僅二十五坪，依公告現值兩年共調漲六十一萬元計算。這筆獲利八千二百萬的房地產交易，所需繳納的土地增值稅，僅有三○五萬，實質稅率三．七一％。即使再加上契稅等費用，仍不到四百萬，比所得稅最低級距的五％稅率還要低。
在台灣，不只股票、房產交易等資本利得稅制出現龐大黑洞，持有、轉移財產時所需負擔的稅務成本，也明顯偏低。
「用最簡單的話來說，持有（土地、證券）成本低、交易賺錢又免稅或低稅，只能說，在台灣靠錢滾錢的富人，真幸福！」公平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痛心地說.....
文章未完，還有精采內文包括：富人避稅三大手法完全揭露，請見天下雜誌506期
稅制怎麼改？前財長說真話
天下雜誌 2012-09-17 原文網址：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43508
劉憶如和林全，兩位前任財政部長，在政治光譜上，分屬藍綠不同陣營。前者為捍衛「證所稅」下台明志，任期不到四個月；後者則在任內推動「最低稅負制」，同時被譽為近二十年來，首位「加稅沒丟官」的財政部長。「官運」看似極不相同的兩人，卻同樣是財金專業學者出身，也同樣在歷任財長中，改革形象相對鮮明。針對已成「富人低稅天堂」的台灣，未來該如何進行稅制改革？現任財長張盛和，以「近期必須赴立院備詢地方財劃法」為由，婉拒《天下》的採訪。兩位前財長，或許少了些政治包袱，反而侃侃而談他們心目中，台灣的稅制改革方向：
台灣大學財金系教授 劉憶如：面對現實，改革要有決心
這幾年，國家總預算愈來愈難編，財政赤字的問題，日益嚴重。但談起台灣的財政惡化，在學界、在社會甚至行政團隊，卻似乎仍是「見仁見智」的問題；但客觀事實是，依照國際標準，台灣的國債（含潛藏性負債）早已超過ＧＤＰ的一○○％，這問題沒有主觀解讀的空間，更不能等閒視之。
如何改善國家財政惡化？節流方面，目前國家每年總預算中，法定支出（政府各項固定開支，和立院立法通過必須支出的預算）已佔據七成，再樽節的空間很有限。朝開源方向思考，增加稅收，相對而言較為可行。
要增稅，該向誰增？我想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，應該請相對所得較高的個人和企業，多繳一些稅；而非向分散的大眾徵收。
舉例來說，在我因證所稅請辭財政部長後，有朋友笑我「不諳為官之道」，為何不增加營業稅一％就好，阻力小得多，國庫更可望增加近五百億的稅收，比當時我們提出的證所稅版本，還能多收一、二百億。但增加營業稅率，最後還是轉嫁到所有消費者身上。這與量能課稅的原則，很不一致。
我始終認為，建立更公平的制度，向有能力、有辦法從資本市場和土地交易，獲得高報酬的人，多收一點稅，是如今重要且必須的政策。
事實上，所謂的「有錢人」，並非皆想避稅、逃稅。以個人綜合所得稅最低稅負制為例，最低稅負制實施五年以來，每年總有一千多位符合條件的納稅人，主動申報所得，誠實納稅。其中納稅額最高的前幾名，單單未上市股票交易，往往就獲利幾億元，他們也因此都繳納好幾千萬元的證券所得稅。
我在財政部長任內，曾反覆看著這些納稅人的資料，雖然這一千人繳交的稅金總額不過六億元，在國家總稅收中影響不大，背後卻代表他們願意誠實申報所得，也沒有找人頭戶去規避稅款，讓我很感動，不像印象中的富人總以節稅、避稅為榮。
我始終希望，台灣能有愈來愈多人，樂於誠實納稅。但現實是，這個理想，無可迴避地，必須靠改革、靠建立更公平的稅制開始。
例如，最近土地實價登錄，已踏出台灣土地稅制改革的第一步。但行政團隊絕不能以此為滿足，更該接著訂定明確時間表，踏出第二步、第三步。
要建立更公平的稅制，只要社會有共識、有多數民意的支持，我認為行政團隊必須更有擔當，更有決心一點，不要在利益團體的威脅下，自縛手腳。
小英基金會執行長 林全：要增稅，更要徵得到稅
很實際地說，台灣是個規模不大、仰賴外需的中小型經濟體。必須維持市場開放、自由，和一定的稅務競爭力，才有機會在全球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。
但這絕非一味減稅、或持續迴避稅稅制改革的藉口。
台灣需要更進一步、更全盤性的稅制改革，如今已是社會共識。不論從國家財政，或社會公平的角度看，都是如此。
問題是，從個人到企業，不論投資或所得，早已全球化。要進行稅改，絕不能忽視「稅往低處流」的全球共通現象。要增稅，也得徵得到稅才行。
我很直接地說，任何稅制改革，總是會面對兩種相反的聲音。以我擔任財政部長時推動最低稅負制為例：這兩種聲音，一種來自企業、工商團體，或俗稱的「有錢人」，稅改直接傷害他們的利益；另一種則來自學者、民間團體，他們往往要求最大限度的稅制公平。
我的經驗是，過於偏向任何一方，稅改都很難成功。稅改應該是一個全面、但漸進的過程，不能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只做片段式改革；也不能過於理想主義，想一步達到理想國。
如今，資本利得相關稅制（證所稅、土地增值稅）改革，民間支持度很高，但牽涉其中的利益太過複雜龐大，政府不能急就章，嚇壞所有人。
我認為，相關改革的第一步，可以從「盡量增加稅基、盡量降低稅率」的原則來思考。量能課稅的公平原則絕不能退讓，但在推動增稅的初期，很現實地，必須先用低稅率或寬限期，來降低工商界的反彈。
另外，近一、二十年來，從企業到個人，早已習慣將資金透過全球佈局，降低稅務負擔。但相對而言，政府稅務單位掌握海外金流的能力，仍嫌不足。要推動稅改，積極與他國政府簽訂稅務協議、建立各項海外交易透明化機制等基本功，更不可或缺，否則即使空有（稅改）法規，一樣難以公平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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